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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坡時期，中國革命即將在全國范圍內取得勝利，中國共產黨走向全面執(zhí)政地位已成為歷史的必然。在這至關重要歷史轉折時期，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對黨走向全面執(zhí)政地位后，如何執(zhí)政，如何執(zhí)好政等重大問題進行了多方位的探索與思考?；仡櫤脱芯窟@段歷史，對我們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要意義。

一、西柏坡時期，黨及時提出了“以生產建設為中心”的重大決策，較好的回答了如何保持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這一歷史課題

西柏坡時期，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集團在政治上陷入孤立，經濟處于崩潰的邊緣，尤其是軍事上的大潰敗，最終導致國民黨反動政權的失敗，從而使中國共產黨走向執(zhí)政地位成為歷史的必然。毛澤東提出：“黨和軍隊的工作重心必須放在城市，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城鄉(xiāng)必須兼顧，必須使城市工作和鄉(xiāng)村工作，使工人和農民，使工業(yè)和農業(yè)，緊密地聯(lián)系起來。”^[1]在這個重大歷史轉折面前，中國共產黨清醒地認識到這一歷史使命，在多個方面進行了探索和思考。

(一)確立了“以生產建設為中心”。

西柏坡時期，黨的工作重心面臨著由農村轉為城市。緊緊圍繞黨執(zhí)政后，如何發(fā)展社會生產力這一重大歷史課題，進行了探索和嘗試，及時調整了大政方針政策，把恢復和發(fā)展社會生產成為“第一要務”。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說：“從現(xiàn)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xiāng)村并由城市領導農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xiāng)村移到了城市?！?sup>[2]“關于恢復和發(fā)展生產的問題，必須確定：第一是國營工業(yè)的生產，第二是私營工業(yè)的生產，第三是手工業(yè)生產。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yè)的恢復和發(fā)展?！薄盀榱诉@一點，我們的同志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習生產的技術和管理生產的方法，必須去學習同生產有密切聯(lián)系的商業(yè)工作、銀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將城市的生產恢復起來和發(fā)展起來了，將消費的城市變成生產的城市了，人民政權才能鞏固起來。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黨的組織工作，政權機關的工作，工會的工作，其他各種民眾團體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肅反工作，通訊社報紙廣播電臺的工作，都是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并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如果我們在生產工作上無知，不能很快地學會生產工作，不能使生產事業(yè)盡可能迅速地恢復和發(fā)展，獲得確實的成績，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要失敗?！?b> ^[3]毛澤東在和朱德、周恩來、董必武聯(lián)名《致張瀾》的信中明確指出：“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設?！?b>^[4]

(二)規(guī)劃了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發(fā)展的步驟。

農、輕、重發(fā)展的比例關系，是發(fā)展經濟首先要遇到的問題，這對任何國家的經濟發(fā)展總體布局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尤其是對中國這樣一個經濟落后、重工業(yè)幾乎是空白的農業(yè)國來說，處理好這個比例關系就顯得更為重要。

建國前夕，劉少奇一方面從中國經濟恢復和發(fā)展的實際情況出發(fā)，另一方面從世界各國經濟發(fā)展中工農業(yè)之間內在的客觀經濟規(guī)律出發(fā)，最早論述了新民主主義經濟應走農、輕、重的發(fā)展道路。1948年12月25日，劉少奇在《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方針與問題》的報告中，提出新中國經濟恢復的發(fā)展步驟。他說：“今天更重要的是恢復工業(yè)，造成經濟中缺陷的極大問題是工業(yè)和運輸業(yè)，但也不能忽視農業(yè)之恢復。為了要恢復工業(yè)特別是大工業(yè)，必須首先恢復農業(yè)，這是計劃的出發(fā)點。要從工業(yè)生產的著眼上來計劃農業(yè)生產，重視重工業(yè)或輕工業(yè)?，F(xiàn)在可以肯定的說，農業(yè)與輕工業(yè)是我們的重點?！?sup>[5]

這一思想的基本著眼點是要在恢復和發(fā)展經濟的同時，適當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948年12月，劉少奇在《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方針》提綱手稿和講話中，指出：“人民的擁護十分重要，否則經濟不發(fā)展，或發(fā)展資本主義，勝利無意義”；“如果不能聯(lián)系人民，發(fā)展經濟，即使供給有保證，也不能戰(zhàn)勝?！?sup>[6]

農業(yè)在中國的經濟發(fā)展中占有很大比重，這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只有在現(xiàn)有基礎上發(fā)展農業(yè)，才能把國民經濟的基礎搞得堅實牢固。后來，劉少奇曾進一步解釋:“為什么不可以先發(fā)展重工業(yè)？”“因為農業(yè)是工業(yè)的基礎，沒有很好的農業(yè)，工業(yè)就沒有基礎……農村也是工業(yè)品的市場，工業(yè)品不能拿到國外，必須拿到農村，如果農業(yè)不發(fā)展，工業(yè)的市場就不大，還因為人民生活要迅速提高一步。要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要發(fā)展農業(yè)和輕工業(yè)。”^[7]

劉少奇這一思想的可貴之處在于，沒有盲目借鑒蘇聯(lián)模式，而是根據中國國情確定了首先恢復農業(yè)，不是首先發(fā)展重工業(yè)和國防工業(yè)。建國初期的經濟建設，黨基本上采用了劉少奇這一發(fā)展思路來進行。

(三)分析和確立了建國后新民主主義經濟成分的構成。

新民主主義經濟成分是探討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理論中必須研究的問題，也是新民主主義經濟思想發(fā)展的邏輯起點。1947年，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中明確指出：“新中國的經濟構成是：(一)國營經濟，這是領導的成分；(二)由個體逐步地向著集體方向發(fā)展的農業(yè)經濟；(三)獨立小工商業(yè)者的經濟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資本經濟。這些，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全部國民經濟?！?sup>[8]遵循毛澤東這一論述，1948年9月初，劉少奇在《論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合作社》手稿中也提出，新民主主義經濟主要有國家經濟、合作社經濟、私人資本經濟構成，這同毛澤東的此前的論述基本一致。但劉少奇從經濟分工的角度，在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項下，比較詳細地分析了小生產經濟，這樣加上小生產經濟，劉少奇在最初提出了四種經濟成分。

在九月會議上，陳伯達在政治局會議上分析了前蘇聯(lián)建國時存在的5種經濟成分。在此基礎上，他提出在解放區(qū)存在的6種經濟成分的看法，其中包括國家資本主義，即指國家出租給資本家經營的。劉少奇吸收了這一意見，在9月13日論述新民主主義經濟成分時，增加了“國家資本主義”一項，他指出：“整個國民經濟其中包括著自然經濟、小生產經濟、資本主義經濟、半社會主義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以及國營的社會主義經濟。”^[9]但是，明確并確定五種經濟成分這一概念，還是在劉少奇第二次修改張聞天《關于東北經濟構成及東北經濟建設基本方針的提綱》中提出的。劉少奇把張聞天提出的東北存在6種經濟成分的論述改為：“東北經濟在徹底消滅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及取消帝國主義在東北的經濟特權以后，基本上是由5種經濟成分所構成，這就是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小商品經濟”。^[10]在這一探索的基礎上，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正式確定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的構成。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經濟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加上私人資本主義，加上個體經濟，加上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這些就是新中國的幾種主要的經濟成分?！?sup>[11]

二、西柏坡時期，黨構建了國家的政權體系，較好地確立了黨的執(zhí)政途徑問題

籌建和確定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政權是黨實現(xiàn)執(zhí)政的基礎和前提。西柏坡時期，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結合中國革命的實際，創(chuàng)造性的構筑了符合中國國情國體、政體、經濟制度、外交政策等一系列執(zhí)政體系，為黨順利執(zhí)政奠定了基礎。

(一)確立了新中國的國體。

新中國的國體即人民民主專政。西柏坡時期，隨著中國人民解放戰(zhàn)爭的順利發(fā)展，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國家政權的思考更加深入、成熟，形成了獨特的理論學說。早在1940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國體”這個概念，并將國體解釋為“各革命階級聯(lián)合專政”，指出在革命勝利后，只能建立一個“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lián)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在《論聯(lián)合政府》中指出：“在徹底地打敗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民主聯(lián)盟的國家制度”，即“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sup>[12]這一精辟論述為新中國人民民主專政政權的建設做了理論上和政策上的直接準備。1948年6月，中共中央宣傳部在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重印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中，首次使用了“人民民主專政”這一名詞，并作了初步的理論闡述，指出人民民主專政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種革命的性質，不是脫離一般資本主義，乃是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與建立各個革命階級聯(lián)合專政的國家。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明確指出，中國革命勝利后，要“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lián)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并進一步說明，“我們政權的階級性是這樣：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lián)盟為基礎，但不是僅僅工農，還有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參加的人民民主專政?！薄拔覀兪侨嗣衩裰鲗Ｕ骷壵畽C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13]1949年3月，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分析了人民民主專政的階級基礎，即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革命知識分子，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是必須團結和爭取的力量。惟有各革命階級的團結，才能使這個專政得到鞏固。1949年6月，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進一步對人民民主專政的性質、內容作了明確而具體的說明，指出：“人民，在中國，在現(xiàn)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薄皩θ嗣駜炔康拿裰鞣矫婧蛯Ψ磩优傻膶Ｕ矫婊ハ嘟Y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14]這標志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長期探索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政權學說已臻于成熟和完善。

(二)確立了新中國的政體。

新中國的政體即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首次區(qū)分了國家政權中的“國體”與“政體”兩個不同的概念，明確指出中國應該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召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政府。這標志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探索國家政權方面已進入了一個新的發(fā)展階段。1948年1月，毛澤東還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決定草案中明確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權力機關是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選出的各級政府?！薄艾F(xiàn)在時期，在鄉(xiāng)村中可以而且應當依據農民的要求，召集鄉(xiāng)村農民大會選舉鄉(xiāng)村政府，召集區(qū)農民代表大會選舉區(qū)政府。縣、市和縣以上的政府，因其不但代表鄉(xiāng)村的農民，而且代表市鎮(zhèn)、縣城、省城和大工商業(yè)都市的各階層和各職業(yè)人民，就應召集縣的、市的、省的或邊區(qū)的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各級政府。在將來，革命在全國勝利之后，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都應當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sup>[15]在中共九月會議上，毛澤東再次指出，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應該采用民主集中制的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制度，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都應當由各級人民代大會選舉。主張采取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資產階級議會制。他認為，袁世凱和曹錕都曾搞過議會制，已經臭了。在中國采取民主集中制，開人民代表大會是很適合的，各方面都能接受。1948年9月，華北臨時人民代表大會制定了《村、縣(市)人民政權組織條例》。中共中央對此給予了高度肯定，并要求各解放區(qū)依照執(zhí)行。

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的總結報告中，分析了人民民主專政的特點，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與資產階級議會制和列寧提出的工農民主專政的區(qū)別。他認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不同于資產階級的一會制度，而近似于蘇維埃制，不過，“在內容上我們和蘇聯(lián)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是有區(qū)別的，我們是以工農聯(lián)盟為基礎的人民蘇維埃”。而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可以參加人民代表會議。這樣的政權組織形式，有利于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的鞏固。

(三)創(chuàng)建政治協(xié)商會議制度。

中國共產黨在全國革命勝利后，用什么方式加強同各民主黨派的合作，是黨中央和毛澤東共同思考的問題。經過反復研討，最終確定經過政治協(xié)商的形式與各民主黨派合作。1948年4月25日，毛澤東在河北省阜平縣城南莊致電在西柏坡的劉少奇、朱德、任弼時，通知他們即將召開的中央會議準備討論的問題，第一條就是關于邀請港、平、津等地各中間黨派及民眾團體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區(qū)，商討召開人民代表大會并成立臨時中央政府的問題。4月30日，中共中央發(fā)布紀念“五一”勞動節(jié)的口號，首次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xié)商會議，討論并實現(xiàn)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lián)合政府。”^[16]1948年5月以后，各民主黨派一致公開表示擁護中共發(fā)表的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口號。1949年1月22日，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著名人士聯(lián)名發(fā)表《對時局的意見》，鄭重聲明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從1948年秋開始，各民主黨派人士分兩路進入哈爾濱和西柏坡附近的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所在地李莊村，籌備召開新政協(xié)。期間共同討論起草了《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xié)商會議諸問題的協(xié)議》(草案)，就新政協(xié)的參加單位、人員比例、職能、權限等問題達成了諸多共識。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次會議在北平正式召開，這就標志著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制度正式形成。

(四)確立獨立自主的外交方略。

隨著解放戰(zhàn)爭形勢的迅速發(fā)展，新中國的誕生提上日程。在正確處理重大國際關系和重大涉外事件的同時，明確而又詳盡地確定新中國的外交方略，是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所面臨的緊迫問題。1949年1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闡明了中國共產黨的外交政策。毛澤東指出，現(xiàn)在帝國主義在中國沒有合法地位，不要忙于讓他們承認。我們是要打倒它，不是承認它。但政策不亂，僑民要保護。將來要通商，可以考慮，但亦不忙。忙得是同蘇聯(lián)及民主國家通商、建立外交關系。這次會議構建了新中國外交政策的基本框架。1949年1月19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又發(fā)出了《關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和《外交工作的補充指示》，進一步反映了一月會議的基本精神，同時明確提出了“另起爐灶”和“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的重要外交思想。1949年1月，蘇聯(lián)特使米高揚秘密訪問西柏坡。毛澤東在和米高揚的會談中提出，新中國的外交要“另起爐灶”，要同舊中國喪權辱國的外交一刀兩斷。同時，毛澤東還把中國比作一個家庭，已被帝國主義分子踐踏得很臟了，需要很好地清理一下，把舊的、臟的東西清除掉，然后同外國建立新的外交關系，要“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毛澤東生動、形象的比喻令米高揚信服。在“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方針產生的同時，“一邊倒”的方針提了出來。1949年3月13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總結中，談及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的關系時指出：“我們不能設想，沒有蘇聯(lián)，沒有歐洲和美國的工人運動吸引帝國主義的力量在西方，我們中國革命也能勝利。我說，東方的空氣比較稀薄，而西方的氣壓很重，我們就在東方沖破帝國主義力量比較薄弱的這一環(huán)。中國革命勝利以后的鞏固也是一樣，帝國主義是要消滅我們的，沒有各國無產階級，首先上蘇聯(lián)的援助，鞏固是不可能的”?！爸刑K關系是密切的兄弟關系，我們應該和蘇聯(lián)站在一條戰(zhàn)線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機會就要公開發(fā)表文告說明這一點?，F(xiàn)在對非黨人士也要說明這一點，也要做這種宣傳。”^[17]這樣，一邊倒方針就基本上提出來了?！耙贿叺埂迸c“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構成了當時的三大外交方針。這一系列外交政策思想表明，新中國的外交政策是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是與舊中國外交政策徹底決裂的。

(五)創(chuàng)建民族區(qū)域自制制度。

早在1924年孫中山先生就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明確提出一是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是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并公開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這是迄今為止最早提出的民族自治的思想。1947年5月1日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通過了《內蒙古自治政府組織大綱》內蒙古自治區(qū)正式成立，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個少數民族自治政權，是一種非常有益的嘗試，這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民族區(qū)域自治思想在一個地方，一個區(qū)域日漸成熟。1947年10月，中共中央發(fā)布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提出：“承認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權利。”^[18]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以宣言的形式向全國人民宣布了中國共產黨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

1949年2月毛澤東接見蘇共中央代表米高揚時說，“民族政策必須是端正的，民族壓迫必須取締，民族間糾紛必須妥善安排。我們提倡各民族之間互相團結、互相友愛、互相合作，共同建國。民族間出現(xiàn)的某些摩擦或糾紛，甚至是矛盾或沖突是難免的，但是今天可以比較容易解決。目前，主要的是反對和防止大漢族主義，同時也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這兩者是妨礙和破壞民族團結、共同發(fā)展的禍根子。”^[19]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明確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魃贁得褡寰劬拥牡貐^(qū)，應實行民族區(qū)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和區(qū)域大小，分別建立各種民族區(qū)域自治機關?！?sup>[20]從此，民族區(qū)域自治作為新中國的一項基本的政治制度被確定下來。

三、西柏坡時期，黨對自身的建設進行了多方位的探索，較好地解決了黨不斷提高執(zhí)政能力的問題

始終把黨的自身建設放在首位,這是毛澤東建黨理論與實踐的一個基本策略。當中國革命勝利的曙光剛剛露出地平線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就將注意力轉向了黨執(zhí)政后如何加強自身建設,經受執(zhí)政考驗,防止腐化變質,跳出始興終亡的“歷史周期率”問題。在西柏坡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做了大量的探索與嘗試，為中國共產黨如何執(zhí)好政，在干部培訓、制度建設、思想建設等方面做了充分準備，奠定了理論基礎。

(一)加強對黨員干部的教育和培養(yǎng)。

中共中央九月會議提出，進一步加強全黨和黨員干部的理論學習。決議指出，我黨的理論水平，必須承認還是低的，必須提高一步。這樣大的黨，在許多基本理論問題上或是不了解，或是不鞏固，如劃分階級就表現(xiàn)了我們黨理論水平之低。中央要求黨員干部有針對性地讀書。華東局印了五本，包括《聯(lián)共(布)黨史》、《列寧主義概論》、《帝國主義論》等。194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在對東北局《建黨工作發(fā)言大綱》的修改意見中指出，我黨雖然早已有了毛澤東的中國化的馬列主義的思想體系，并且正在領導著我黨取得全國性的勝利，但是如果不把我們的各級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的理論水平，普遍地提高到應有的高度，提高到能夠運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與方法去隨時總結工作經驗，使它帶上條理性、綜合性，然后用來指導工作的水平，就將不能適應全國勝利的局面和建設新中國的歷史要求。要領導各級干部認真地讀書，認真地學習理論，使理論學習與實際工作相結合，在理論的啟示下更好地解決實際問題。

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指出，“必須學會在城市中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資產階級作政治斗爭、經濟斗爭和文化斗爭，并向帝國主義者作外交斗爭。既要學會通過他們作公開的斗爭，又要學會同他們作隱蔽的斗爭。如果我們不去注意這些問題，不去學會同這些人作這些斗爭，并在斗爭中取得勝利，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失敗?！?sup>[21]毛澤東在會議的總結報告中還要求全體黨員干部要讀好《社會發(fā)展史》、《政治經濟學》、《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fā)展》、《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等十二本書。并說“現(xiàn)在積二十多年之經驗，深知要讀這十二本書，……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內，有三萬人讀完這十二本書，有三千人讀通這十二本書，那就很好。”^[22]

1948年7月，中共中央發(fā)出《關于爭取和改造知識分子及對新區(qū)學校教育的指示》指出，爭取和改造知識分子是我黨重大的任務，為此應辦擴大式訓練班，逐批地對已有的知識青年施以短期的政治教育。要大規(guī)模地辦，目的在于爭取大多數知識分子都受這樣的一次訓練，然后派往各種工作崗位。九月會議的決議中指出，要訓練干部，不僅要訓練黨內的，而且要訓練黨外的。政府要辦學校，包括大學、專門學校，大批培養(yǎng)各種干部。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下達了《關于準備五萬三千個干部的決議》，決議指出，為了完成5.3萬個干部的準備工作，各中央局、區(qū)委兩級，應即開辦黨校或加強或擴大已有的黨校，抽調各級各類的適當的干部到黨校學習。馬列學院、中央團校、華北軍政大學、華北大學應運而生，為黨培養(yǎng)了大批干部。總之，西柏坡時期，黨中央通過多種形式促進干部的理論學習，使黨的干部不僅在組織上，而且在思想和理論水平上有了較大提高，為新中國的建立準備了重要的干部人才資源。

(二)建立和健全黨的制度。

1948年1月7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建立報告制度》的指示。同年9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相應的決議；1948年9月，毛澤東針對一些領導機關，個人包辦和個人解決重要問題的習氣濃厚的情況，為黨中央起草了《關于健全黨委制的決定》，有力地加強了黨的各項工作，提高了黨的戰(zhàn)斗力。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專門論述了黨委會的工作方法問題。毛澤東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觀點，科學具體地闡明了黨委會在集體領導的原則下如何做好工作的問題，提出了12種方法。

(三)提出了“兩個務必”的著名論述。

中國共產黨在奪取全國勝利后，對如何鞏固勝利，掌握新的政權，帶領全國人民恢復和發(fā)展生產這些重大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提出了以“兩個務必”為核心的執(zhí)政思想。 1945年7月，黃炎培曾向毛澤東提出過“其興也悖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問題。毛澤東當即回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痹邳h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在分析國內外各種勢力對新生的人民政權態(tài)度，分析了執(zhí)政以后黨內同志在思想上、作風上可能出現(xiàn)的傾向，和可能出現(xiàn)的種種困難的基礎上，提出鞏固勝利還要花費很大的力氣。原因之一，鞏固勝利、鞏固政權是全新的任務，需要我們去學習、去探索，需要在陌生領域中去建設、去工作；原因之二，資產階級懷疑我們的建設能力。帝國主義者估計我們終究會要向他們討乞才能活下去，敵對勢力不相信共產黨人能治理天下；原因之三，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原因之四，因為勝利，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有些人可能經不起敵人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基于這些因素，毛澤東提出了共產黨人的執(zhí)政思想。即“務必使同志們繼續(xù)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xù)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sup>[23]

“兩個務必”成為我們黨走上執(zhí)政地位后，加強自身建設，提高執(zhí)政能力的重要法寶，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2013年7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西柏坡考察時指出：“每次來到西柏坡，我想得最多的是，毛澤東同志當年提出“兩個務必”，主要基于哪種考慮？我們學的還有沒有不深、不透的？“兩個務必”耳熟能詳，但在當前形勢下我們能不能深刻領會并使之更好指導黨的建設？如何結合新的形勢加以弘揚？我們堅持“兩個務必”重點應該抓什么？怎么抓？”

“我認為，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之際，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向全黨鄭重提出‘兩個務必’，要求全黨同志做到謙虛謹慎、艱苦奮斗，是經過了深入思考的。這里面，包含著對我國幾千年歷史治亂規(guī)律的深刻借鑒，包含著對我們黨艱苦卓絕奮斗歷程的深刻總結，包含著對勝利了的政黨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對即將誕生的人民政權實現(xiàn)長治久安的深刻憂思，包含著對我們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深刻認識，思想意義和歷史意義十分深遠。”

(四)提出了“趕考”的執(zhí)政理念

1949年3月23日，黨中央準備啟程離開西柏坡赴京建國，毛澤東說：“我們進京趕考去?！敝芏鱽碚f：“我們一定要考及格，不要退回來。”毛澤東大手一揮堅定的說：“退回來就失敗了。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毛澤東用進京“趕考”為中國共產黨留下了永遠的執(zhí)政命題。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65年前，毛澤東將中央機關由西柏坡這個中國革命的最后一個農村指揮部遷往北平比作“進京趕考”，是因為黨的主要任務從此由武裝奪取政權轉向全面展開社會主義建設。歷史性的轉變中，能不能避免因為革命勝利而驕傲自滿，繼續(xù)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繼續(xù)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領導全國人民建設好新中國，肩負起執(zhí)政興國歷史使命的共產黨人面臨著新的嚴峻大考。

65年過去，經過建設時期的艱苦探索、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曾經滿目瘡痍、一窮二白的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正在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奮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百年夢想呈現(xiàn)出無比光明的前景。

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能夠經受住長期執(zhí)政的考驗，向人民交上合格的“答卷”。實踐證明，牢記“趕考”告誡，保持“趕考”心態(tài)，發(fā)揚“趕考”作風，是黨的建設須臾不可缺少的重要內容。

面對新形勢新任務，習近平總書記在西柏坡作出重要論斷，告誡全黨“我們取得了巨大進步，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富起來了，但我們面臨的挑戰(zhàn)和問題依然嚴峻復雜，應該說，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艾F(xiàn)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光明前景使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xiàn)這個目標。

“趕考”的征程從歷史走向未來。站在歷史新起點，不斷加強黨的作風建設，提高黨的執(zhí)政水平，歷經風雨考驗的中國共產黨一定能夠團結帶領人民在實現(xiàn)中國夢的道路上闊步前進，向歷史和人民交出新的優(yōu)異“答卷”。

作者：周艷芝，西柏坡紀念館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館員

[1]《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27頁。

[2]《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27頁。

[3]《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28頁。

[4]《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3頁。

[5]《劉少奇與中共黨史重大事件》，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44頁。

[6]《劉少奇與中共黨史重大事件》，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45頁。

[7]《劉少奇與中共黨史重大事件》，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46頁。

[8]《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55頁。

[9]《劉少奇與中共黨史重大事件》，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35頁。

[10]《劉少奇與中共黨史重大事件》，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36頁。

[11]《劉少奇與中共黨史重大事件》，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236頁。

[12]《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56頁。

[13]《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海天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534、535頁。

[14]《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75頁。

[15]《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72、1273頁。

[16]《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海天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426頁。

[17]《中共中央移駐西柏坡前后》，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334頁。

[18]《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38頁。

[19]《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84頁。

[20]《共和國歷程——1949年》上卷，光明日報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77頁。

[21]《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海天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853頁。

[22]《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海天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863、864頁。

[23]中央檔案館等編：《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海天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861頁。